史学家金毓黻以治宋、辽、金史著称，尤其对东北史的研究成绩卓著。金是北大出身，后执教中央大学，1949年后在今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。1993年辽沈书社出版了金的全部日记共十大册，这部名为《静晤室日记》的书是金一生活动的记录，从1920年到1960年间，举凡国内的大小事件，在这部日记中多少都有记录，是金先生治学、处事及一生思想变化的忠实记录，特别是对同时代诸多史学名著和史家的评价很有价值，这部日记可以说是治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书。
金毓黻长陈寅恪三岁，由于所治专业不同，过去没有交往，金在1956年读陈寅恪的两本专著，并给予了高度评价。1955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说：“长沙杨树达遇夫撰《论语疏证》二十卷，系其旧作《论语》古义之详本，撰于十余年前、陈君寅恪曾为序之，今科学出版社据以付印发售，余购得一册，系平装本。”（6948页）将杨书与陈序并列，可见印象之深。50年代中期，金是在读杨志玖《隋唐五代史纲要》时，以此书为比照对象，而多次谈到陈寅恪著作和岑仲勉著作的，在金看来，虽然几位史学家各有所长，但对陈寅恪的评价最高。“陈寅恪先生及岑君仲勉对隋、唐史皆有极深研几之功，对于重要环节的专题研究，已经提出很多，足供作全面叙述的作者渔猎采伐之用。”（7164页）“陈、岑二氏研究唐史之作，得到若干问题的深度，而彼此之间的联系，常常感到不够。”（7165页）“岑氏论府兵之制，不仅与陈寅恪之说不同，且亦不同于唐人之说。”（7173页）金毓黻评价陈寅恪时，常以岑仲勉为比较，对岑仲勉评价也很高，但从日记中可以看出，他真正心服的还是陈寅恪，他说：“近来作家往往胸中先持一成见，曲引古籍以证成其说，合则引用不惮其烦，不合则避而不谈，违史家实事求是之旨，吾所不取。窃谓陈氏治唐史最能通贯，且引证以明之，是以绩效炳然，诚近来史家之杰。”（7174页）
1956年6月22日，金毓黻在给卞孝萱的一封信中又说：“现世以治隋、唐史名家者，前推陈寅恪、岑仲勉二氏，皆能殚见洽闻。而陈氏尤为通博，所著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》最为独出冠时，不识足下曾取而读之否耶？”（7174页）
金毓黻曾多次说他平生喜读乙部之书，所以对于陈寅恪和岑仲勉著作的长短之处，他在日记中多有详细评价，限于篇幅，不遑多引。金曾在细读岑著之后，下过一个断语：“读岑著可多得运用史料之方法。盖岑氏治史系与陈寅恪先生一派，为偏于专而短于通之史学家。”（7168页）但金很快就否定了自己这个轻率的结论。他过了一天就说：“细检岑著《隋唐史》有关唐代之重要问题，多与陈寅恪著《唐代政治史述论》意见相反，如论府兵制及进士科等问题，皆与陈氏不同。岑君亦能旁证博引，证明陈氏所论之不尽确当，可见其善于读书。余因向未治此段历史，对于史料尚不熟悉，更谈不到大量占有史料，但终觉陈氏之论多从大处着眼，就此一节论之，似胜岑氏一著。余昨言陈氏亦如岑氏，偏于专而短于通，可谓一言不智，唐突名贤。此后尚应细心从事于此，不得轻率下雌黄。”（7170页）
金毓黻读了陈寅恪的著作以后，可以说是心悦诚服的，为此他还特意写了一段自己与陈寅恪失之交臂的经历。他说：“往在四川，值陈氏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》二书出版，诚知其佳，但只购藏而未一读，实缘当日专治宋、辽、金史，未暇及此故也。岁月荏苒，不觉已过十有四年，直至今日始知取读，惟有相知恨晚而已。古人有相距咫尺而未尝谋面者，有卒然相遇而交臂失之者，余于陈君，无乃类似。微闻陈君现在广州中山大学授读，以患目疾已不能自亲书卷，尝由他人代诵，是则其精力已减于往昔，可惜也。”（7179页）
1949年后金毓黻到了当时科学院，历史研究所的第三所工作，而当年陈寅恪曾是第二所的所长人选，怎奈他有傲骨，辞不赴京，不然他和金毓黻就是一个单位的人了，金先生亦当无憾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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